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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來泰的詩論觀與文論觀

    時間:2020-06-02 11:22作者:胥思婷 徐國華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李來泰的詩論觀與文論觀的文章,李來泰(公元1624—1682年),字仲章,號石臺,江西臨川人,清初著名八股文大家。生于仕宦之家,自幼聰慧不群,12歲補諸生。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中舉人,順治九年中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

      摘    要: 李來泰是清初著名的八股文大家,同時善作詩文。他的詩歌重性情,主張用“性情”來突顯人性,反對“絺章飾句,暖暖姝姝”的風格;主張以詩為史,使詩能實現補查實事的社會功能,反對“詩案”。他為文奉行“文以載道”之說,學習唐宋古文,推崇宋代理學,求理于經,力圖實現儒學復興。他把八股文看作承載文道合一的工具,主張“以古文為時文”,其八股文顯出經史合一的文風特征,對清代八股文的繁榮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 李來泰; 詩論觀; 文論觀; 八股文;

      Abstract: Li Laitai was a famous writer of eight-part essa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enjoys writing poetry. We can find his emphasis on temperament in his poetry. He advocated highlighting human nature by personality. He objected to the poetic style of excessive use of embellishment and exaggeration of emotion. He argued that poetry could serve as a kind of historical record so that poetry can realiz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fact-checking. He objected to the case of being sent to prison for writing poetry. His poetry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article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truth. To realize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he studied the ancient prose of the Tang-Song period and advocated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He regarded the eight-part essay as a vehicle for the cultural unity with the Taoism. He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eight-part essay in the Qing Dynasty. He advocated adding the ancient prose to the creation of an eight-part essay. His eight-part essa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Keyword: Li Laitai; Poetry Theory; Literary Theory; Eight-part Essays;

      李來泰(公元1624—1682年),字仲章,號石臺,江西臨川人,清初著名八股文大家。生于仕宦之家,自幼聰慧不群,12歲補諸生。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中舉人,順治九年中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順治十二年,出任江南上江(今江蘇、安徽、上海一帶)學政。順治十七年,任蘇州、松江、常熟、鎮江糧儲道員?滴跷迥(公元1666年),受命整頓蘇州農田水利。同年八月,因其改革措施遭到上司和同僚的忌恨而被革職,還鄉后閉門著述?滴跏吣,李來泰由大臣舉薦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授翰林院侍講,參與《明史》修撰,成績卓著,被人譽為“獨備三長(史才、史認、史德)”[1]827?滴醵,主持湖廣鄉試,次年返京復命,不幸染病身亡。
     

    李來泰的詩論觀與文論觀
     

      李來泰平生無他好,惟有發憤著書,著有《蓮龕集》40余卷。因遭誣陷,被抄家時文稿倶失。其子士征、士昆四處收集,僅尋得16卷,其中賦1卷、詩3卷、文12卷。錢仲聯在《清詩紀事》中記錄了紀昀對李來泰的評價:“博學多識,工詩善文。”[2]李來泰的文,廣博深奧,窮極雕鏤,不肯一語與人;詩以平正通達稱,力主詩文創新,反對趨炎附勢、急功近利之作,勸人關心世事,勿賣弄才情[3]。作為八股文大家,李來泰在八股文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主張將經史融為一體,以史釋經。李來泰的詩文觀點都帶有明顯的新氣象,他以“性情”論詩文,以“古文為時文”,并實踐在其文學創作中。雖有學者對李來泰八股文的特點作了初步研究,但未及深處,亦未見有對其整個文學觀加以論述。有鑒于此,筆者以李來泰的詩論觀和文論觀為分析對象,從中體會其文學批評觀,以求達到窺一斑而見全豹的效果。

      一、李來泰的詩論觀

      (一)、“性情論”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乃詩文創作的本源。“性情”最早屬哲學范疇。“性情論”是先秦以來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關于人性、道德理性與生命情感、情欲之間相互關系、對應狀態的思考[4]131。李來泰認為“詩文人之性情也”[4]186,“言者心聲也”,主張抒發內心真情實感,追求樸素、真摯,反對無病呻吟,矯揉造作的詩文觀。明末清初時期的云間派與豫章社以古文、時文之辨為題,互相問辯。李來泰受其影響,認為文風應當以性情為主,“詩文以見志,故性情狀貌求而可得”[5]90。

      用“性情”突顯和張揚人性,是李來泰詩論觀的一大特色。李來泰評價吳玉林之詩:“其抒寫真摯,絕去町畦。”[5]96其中“真摯”是“性情”二字的投射,“町畦”是指影響文人抒發情感外在的規矩和約束。李來泰認為只有除去那些外在的規范和法則,才能抒發自己最本真的情感。李來泰在《邱海石楚村集序》中說:“大東六月憂思勞苦之旨,即發為文詞,鼓吹六經,如三都賦關系國體,如天人策窮愁似虞卿,孤憤似韓非,蓋皆以性情為詩文,而非以詩文為性情。”[5]106他主張性情為詩文而絕非詩文為性情,重視性情的主體地位。李來泰在《菊莊詩文序》中談道:“言者心聲也,聲本于太始,而生于人心,依永和聲,而文章之事,以起天道人事,一切彌論范圍之具悉,囿子是高下清濁抑揚抗墜,皆有自然之節,句之而文,韻之而詩,其義一也。”[5]107他評價菊莊詩集:“無以自然為宗,讀其書如與曉人酬對。”[5]107他認為詩“生于人心”,應該“依永和聲”,認為對詩文“自然”的重視,亦是對詩文中詩人情感的表達與流露的重視,在達到性情的基礎上,才能達到自然的境界,“亦應如是性情所至漸進自然”。李來泰在《王孟遷文回草序》中寫道:“守西屏先生家學,視時流揮眾盜名去之,若凂諸所論著,皆本性情之正,而風規氣韻出入眉山劍南間,與余論詩之旨不謀而合。”[5]113在守西屏先生的著述中,能夠看到像蘇軾那般曠達率真的性情。

      李來泰寫的眾多詩文序也十分看重詩文當中性情的抒發,可以說他把性情作為評價詩文的一條標準。因此,李來泰對詩作的矯揉造作和無病呻吟自然是十分反對的,主張在詩文中記錄生活中的悲喜。而對文界的諸多如“雕文織采”“無丈夫氣”“無英雄氣”的不良現象,李來泰也會憤然指出,不喜“絺章飾句,暖暖姝姝”[5]115。李來泰主張詩需要有“丈夫氣”“英雄氣”,要具有氣勢,直抒胸臆,那樣才具性情才顯自然,這樣的詩才會根深葉茂,常讀常新。

      李來泰對元白和詩也有自己的見解:“和詩于等哀辛夷,仍用原字,蓋更一字,而音義相混,則為犯韻矣……后人以襲用原韻倡為嫌,求工愈拙矣。”[5]107在他看來,襲用原韻和詩是“求工愈拙”的表現,越是強求,刻意為之,越是顯得無性情可言,僅依從外在的形式去和詩,詩也就失去原本的色彩。李來泰主張的“性情”,是人與自然抒發出的情感的結合。明末清初之際,從詩教傳統到自我的表現逐漸成為士大夫文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對“性情”的解釋不再僅僅是“欲”。這也表現出李來泰的詩當中對人的自然情感的重視。

      (二)、“以詩為史”

      李來泰在康熙十七年參與《明史》的編修,有“獨備三長(史才、史認、史德)”的美譽,對史料有獨特的理解。他認為官修史書與統治階級立場一致,史家寫史往往有所忌諱偏頗,故對許多歷史事實避而不談,歷史真相也往往會被遮蔽[6]。因此,李來泰提出用詩補史之闕,補史籍之不備以及不敢備者,主張把所見所感所學,都一一熔鑄在自己的詩歌當中,故而形成了“以詩為史”的詩論觀。

      清初文人往往把明亡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學的廢弛,進而導致文風與學風的敗壞。文人寫出來的詩平庸鄙俗,會給社會風氣帶來很多不好的影響。“近日俗學,支離庸鄙,百出其害,皆不足以及詩是何也”[5]113,李來泰批評那些歌功頌德的詩文,認為“疑其稱引過當”[5]113。但同時,李來泰也肯定其中“冒令甲犯當時之諱”,能夠“補史乘之闕”[5]108的事實。“嘗讀歐陽集,古錄所載,兩漢金石之文,多部民頌功德于君長者,疑其稱引過當,甚則冒令甲犯當時之諱而不辭,豈好諛者為之與,又何其言之剴直,而不詳也。細繹其義,則去后之思,沒世之感寓焉,所論著足補史乘之闕。”[5]108李來泰十分強調詩歌補查實事的社會功能:“三百篇之言,有正有寓,正為雅,寓為風,大史陳之,以知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十五國之風,即十五國之史。”[5]188從詩三百篇當中,雖然可以“知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但“史”依舊是為當權者所服務,社會上諸多問題在其中并不能直觀地展現出來,可詩卻能在社會的各個角度和層次補充史料,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去偽存真”。他的這一觀點最終的落腳點是在國家和百姓上,認為詩能讓當權者更為細致地觀察到社會的問題所在和百姓的心聲所指,然后精準施策使社會安定和諧。

      李來泰認為“詩最盛于唐”,其最為推崇的詩人是杜甫。他說:“自宋以后,千百人皆敢學少陵,而無一二人敢學太白。”[5]103杜甫之詩可學,李白之詩不可學,原因在于李白是“天才”,李白從骨子里透露出來的瑰麗瀟灑、想象奇特的浪漫風格幾乎難有人能習得。而杜甫,是為“地才”,杜甫的憂國憂民、傷時感世,無論在哪個時代都不曾斷絕。不過,李來泰認為固然杜甫之詩可學,但“后人謬有詩史之目,長篇斷句率牽合附會,失少陵本意遠甚”[5]102,極少有詩人能夠達到像杜甫“善陳時事”格律精深、氣魄宏達那樣的“詩史”境界。李來泰認為,正是因為杜甫能將所經歷的苦難與內心的愁苦完美熔鑄在自己的詩歌當中,世人才可以在詩中窺見其內心的愁苦與所經歷的苦難,也能以小見大了解當時動亂的時代背景和百姓疾苦。李來泰也十分認同白居易晚年的詩史之詩,“樂天晚年諸篇與詩史并稱”[5]110。白居易主張詩歌從現實中取材,強調詩歌對社會弊端的揭露與批判作用。這一點與李來泰的“補史之闕”的主張不謀而合。李來泰贊同利用外在的社會環境,把自己作為史的直接參與者,強調詩人應承擔挽救國家命運的責任,應該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李來泰反對“詩案”(因寫詩而獲罪的案件),歷史上最聞名的莫過于蘇軾的“烏臺詩案”。李來泰認為,“詩案”的興起讓文人們不敢向朝政發聲,從而也大大削弱了詩歌補史的社會功能,“宋元以來,詩案屢興,語禁遂嚴,而譖成之風,因以失職”[7]862。李來泰認為詩歌實現這一社會功能,最重要的當權者的態度,“故言之無罪,而聞之足以戒,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將在于是進,為清廟明堂之正聲也”[7]862,只有做到言之無罪,才能建言獻策,最終達到為清代朝廷正聲的作用。

      二、李來泰的文論觀

      (一)、“文以載道”

      孔子最早提出詩三百“興觀群怨”之說,之后《荀子》一書中又將“道”解釋為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的觀點,這些是文學社會功能的早期雛形,也成為“文以載道”的最早來源。李來泰在古文方面主張“文以載道”之說,“文章之源流以弘道可也”[5]89。主張文章要符合儒家傳統,把“道”致力于“文”中,從而把文學與社會現實結合在一起。“文以載道”這種提法,最早源于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核心理念。李來泰推崇唐宋古文,肯定韓愈、歐陽修的文學成就,贊同韓愈所說的“文以載道”,他所提出的“道”是對韓愈提出的“道”的認同與傳承。李來泰認為唐代古文是韓愈使其達到興盛,宋代古文是歐陽修使其達到興盛,“唐之文始于李華、蕭穎士,必昌黎而始興。宋之文原于柳仲開、穆伯長,必歐陽而始盛”[5]88。李來泰視唐宋古文為典范,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學。李來泰也期望繼承兩漢經學的散文傳統,改變當時濃厚保守的復古之風,以期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

      李來泰重視儒家傳統,對唐宋古文十分推崇:“非三代之書不敢觀,非圣賢之書不敢存,即今《左》、《國》,班、馬以及唐宋諸大家按部就班。”[5]90李來泰善于從唐宋古文當中吸取養分,“身沉酣于秦、漢、唐、宋諸大家”[5]115。李來泰主張“文以載道”。他說:“文以載道,即進之關、閩、濂、洛,豈有異指?”[5]116“道”指關、閩、濂、洛,即儒道。李來泰認為“道勝者文不難”[5]88,只有得“道”,才能得“文”,強調文道并重。但文與道并非割裂開來的,“自古綴文之士,或侈科名,或矜門閥,雖赫奕一時,有識者所不道然,其言論風采,上可以尊君相之權,下可以持風尚之變,其效能使出士不得恣其橫議”[5]87,把文看成上達君相、下持風尚的載道工具。李來泰同樣認同八股文的載道功能,關乎世運與人心。八股文弘揚的“道”是圣賢立言之道,“今八股之制,躬代圣賢”[5]96。八股文考察的是文人對儒家經典的理解與掌握情況,承載圣賢之道的能力。李來泰注重儒家傳統的道德與思想,把“文”“辭”當作載道的工具,揭露社會現實與矛盾,最終達到復興儒學的目的。

      “橫文之效在一時,明道之效在百世。”[5]165李來泰重視文人的道德修養,認為文人道德修養的高低,對其作品質量有直接的關系。一個人的精神氣格可以從其文章氣脈格局看出,因此李來泰提出了“文見其人”“文章如面”的觀點。他在《陳大士巳吾集文序》一文中高度評價陳際泰,把陳際泰和宋代文人陳亮相論,“而先生起衰靡之末功最盛,及成進士,古文辭稍稍出,天下士被服先生已……”[5]94贊賞陳際泰的古文,從其詩文當中能夠看到陳自僻門徑、馳騁才思之跡。他在《吳玉林世書堂二集序》一文中寫道:“若凂舒寫乎性情而原本于道德。”[5]95李來泰認為文是體現作者性情、道德的本原,故而能在其文當中管窺一二。“讀其書如與曉人酬對。”[5]115李來泰認為文人寫出的文章應與其人品相對應,與其文品相匹配,人品與文品高度一致。一個人寫出來的文章能明白如話、深入淺出,宛若兩人面對面交談,十分暢快自然,毫無拘束之感。文章凸顯作者高尚的人品,進而獲得不朽的文學價值。李來泰重視文壇風氣,認為有一個好的主持風氣者,可以讓文壇更好地發展,“其所為主持風氣者,固數十年如一日哉”[5]113,“而光景常新,主持風氣不為風氣所移”[5]119。

      (二)、“求理于經,明理適用”

      明清之際的學術發展經歷了巨大的變革。晚明王學末流日漸流入空言性理之學,入清以后的學者更是紛紛對這種言心言性、束書不觀的學風加以批評,逐步由理論思想闡釋轉向經史典籍的文本中尋求“真理學”的道路[8]130。李來泰以“四子六經為宗”[5]92,推崇宋代理學,“且周、程、朱、張或出處,或處而復出,惟公一出即處”[5]95。李來泰主張將“文以載道”的觀念與儒家的理學相結合,即直接從《四書》《六經》中找尋“求理于經”的正確之道。“求進于理,關、閩、濂、洛之書”[5]100從“理”的層面上專研,發揚經義。

      李來泰指出,世人“影響剽竊以為理,鉤探挑剔以為法,文與道竟兩失之前”[5]196,追求道的外在形式,完全割裂了文與道,大大降低了文的價值。并指出他們僅僅是熟讀經典之作,剽竊儒家經典當中的只言片語來充實自己文章,“篇斷句析,一切鉤探挑剔之技,無所復施效,取剽竊其于經義”[7]862。李來泰不認同為了得到功名而對經典進行模仿與抄襲的行為,認為他們沒有通過自己的刻苦專研,學習透徹經學與理學,自然沒有得其“理”,即“學無本原”。這般寫出的文章,不僅無法弘揚圣賢之道,更完全背離了當權者選才取士的最終目的。他認為造成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因傳注而反復櫛比,以求合于圣賢之指”[5]95,明清以八股取士,導致士人學習儒家經典的動機不再單純。伴隨著社會上對儒家經典傳注的興起,急于求成的士人都會傾向于選擇有注解的儒家經典。士人們缺少了研習經書與自我理解這一必不可少的過程,進而導致士人對儒家經典的一知半解,不能得其意,故寫出來的文章出現很多問題。一方面是只有空洞的文字與寫作技法,而無實際的義理可言;另一方面是即使有部分好的文章有涉及義理的內容,但寫出來這些文章的作者,言行與文章之間存在不相符的虛假情況。李來泰對經典傳注持一種辯證的態度,并不是完全否認經典傳注的價值,認為傳注可以作為理解儒家圣賢之道的工具,“不可不讀注,不可盡信注”,“傳注之理,圣賢之理也,比偶之法,一王之法也”[5]101。但如果為了速成達到圣賢之旨,只讀傳注的話,“如是為趨新,如是為復古斯”[5]90會給文壇帶來不好的風氣。

      李來泰認為,只有做到“夫學必明理,而后可以適用”[5]105,強調“明理”也是“窮理”的過程,認為明理才能適用。“讀千賦則善賦”[5]113,士人只有通過大量讀書之后所聚集起來的篤實學問和深厚涵養,才能對儒家經典中的“理”進行深入思考,從中獲得微言精義。士人在這種刻苦鉆研下得到的“理”,即能“理不變,法亦不變”[5]119,得到其中的“理”,才能使文章傳世長久。李來泰認為創作出好的文章十分難,首先要明白其中的理,其次要把理運用到自己的文章當中。“一題之理,無全理也,而全理必至焉,一篇之法,無全法也,而全法必至焉。”[5]119李來泰以《四書》《六經》為根基,主張在文章當中闡釋儒家經義,除去模仿、剽竊之習,不為現實的利益所誘惑,不為現實的壓力所脅迫,抒發自己對經義的理解。李來泰并不注重那些華麗無實的文字和精妙的章法,而注重在平質文當中的深層韻味,即“理”。

      (三)、“以古文為時文”

      時文是古人對科舉應試之文的稱呼,自王安石把論策改為經義之后,時文亦指經義。一直到明代中期,八股文體逐漸成型,此時時文即為八股文。后人所說的“以古文為時文”,即這些士子將古文中的文法與風格融入到時文之中,便“創作”出了能符合朝政要求的時文之作,以達晉升的目的。早在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吳寬提出古文、時文并不妨礙而適相為用的觀點,認為古文“資于場屋者多也,故為古文詞而不治經學,于理也必闔;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于文也必不揚。二者適相為用也”[9]。明嘉靖年間,以唐順之、歸有光等為代表的唐宋派推崇唐宋古文,并主張“以古文為時文”,對當時文壇產生極大的影響[10]。加之江西古文、理學與心學較為發達,在此種背景下,江西文人積極響應,其中以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為首的“豫章社”最具有代表性,他們致力寫作,以時文著稱,反對八股文當中空疏陳腐的言論。李來泰肯定八股文體的價值,認為八股文是文字中的精粹,“制義一途,于古今文字中最為精粹”[4]92。李來泰覺得不應將之割裂,提倡通經學古,主張以古文為時文。

      李來泰“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張,主要體現在言辭方面將經史子集相融借鑒到時文中去。方苞曾在《欽定四書文·凡例》中說:“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12]其中“融液經史”,就是對言辭方面的概述。李來泰說:“世代不同辭體各異,所稱大儒能文章者,觀古今之通。”[5]116雖然各個朝代的文體不同,但其中的儒道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只要得其“理”、得其“意”,就能以不變應萬變。李來泰認為其中的“意”是指文章的內容,在內容上沒有明確的限制,唯一要求就是內容必須是傳達圣人之旨“六經盡于秦,后儒緣飾經術,言人人殊,各自為法,其大意不頗謬于圣人足矣”[5]105。“法”是指文章的結構,在文體上有十分明確的界定。“意無方,法有域也”[4]105在作文之時,往往覺得“意”難,而“法”易。“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安之實難,學者不識,其用意之難,而謬附其立法之易。”[5]105李來泰不贊同世人對古今源流的看法,多次表明“必別以模放剽賊涂飾之古文”[5]95。對于只要“取法先民,就是陳言”的這種觀點十分不贊同。引古話經典為今用,正是李來泰所主張的。

      俞長城評價李來泰八股文《動容貌斯·慢斯》“語約意深,非儉于書卷者所能道”[10]。李在行文當中追求更深層次的審美意蘊,以古文的標準要求時文。李來泰認為“古文以為時文,而不必異乎。時文以為古文,改弦易調,又安所用之古之立言”[5]95。李來泰提出古文與時文文法相通,應當從古文的創作手法上汲取養分匯入時文創作之中。李來泰認為從古至今,文體都會隨著時間的更迭而發生變化,不變的只有當下的時文,“夫古今之文,無不變者,一成而不變,其惟今之時文乎”[5]100。李來泰主張把古文的寫作技巧和技法運用到時文的寫作當中去,在繼承中發展和創作時文,從而有意識地借助古文改變八股文風,一改之前文章當中的剿襲之風。

      李來泰在《吳協于制義序》當中說:“自經義取士之法行,學問之士莫不斂縱橫名法之才,與陰陽讖緯之智,而求進于理。關、閩、濂、洛之書,因之大著,當代之典章在是,士子之先資在是,屢舉而不能易,則真不能易矣。往者時文,榛蕪險膚讖詭之習,雜然并出,獨吾豫章之文,正變各具,而要以理為宗。”[5]90他指出現今時文早已脫離了求理的宗旨,很多時文被險膚讖詭的內容所充斥而荒廢,被士人所排擠和蔑視。李來泰多次表明,八股文發展到萬歷末年“文運榛蕪”[5]89,崇尚才情、辭藻,唯獨不恪守傳注以代圣賢立言。這些八股文炫怪矜奇,標新立異,雖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因不遵從程朱理學,反而將離經叛道的思想與語言引入八股文之中,八股文已從根本上偏離了其創制宗旨,[11]“文之逆喝也,自隆萬始也,其無正講也,自天崇始也,有逆喝則無題,無正講則無文”[5]94。

      (四)、以經為史,以史為經

      李來泰是清代著名的八股文大家。俞長城評價其八股文:“以經為經,以史為史,吾聞之矣。以經為史,以史為經,制義中未見之也。工于制義者,于經明著其理,于史暗征其事,大士、陶庵皆然,蓋未有經史合一者。惟李石臺先生,熟于六經而運以史識,故辟畦開經,微顯闡幽,令讀者驚魂蕩魄。所謂以經為史,以史為經者,于先生見之矣。”[13]由此可知,李來泰的八股文具有“經史合一”的特點,他把史融入八股文當中,以內容關系史料。

      李來泰的八股文《夫學者》一篇,充分展示了他“經史合一”的卓越才識:

      故有行若繼其志,而不得謂之述事者,泰伯仲雍事也。荊蠻之轍,亦惟古公之志是求。幸也,太王圣而王季賢耳,不然棄故都而遠游,國事將誰屬乎?亦有跡若述其事,而至大傷其志者,管叔蔡霍是也。武庚之舉,必緣文王之事為辭。幸也,三年得而四國皇耳,不然畫洛水而東西,先志能無恫乎?故論孝者必以武周之達為宗,武周之孝非武周之孝也,夫孝者固如是也。[1]828

      題出自《中庸》第十九章:“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文中引用孔子的話贊揚武王繼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守天下,從而給“孝”賦予最具體含意,即“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文章旁征博引,以顯其意,為文雕琢硬僻。方苞評點曰:“旁搜遠引,意在語必驚人,能才思于典則,庶無流弊。”[7]862

      李來泰善于以史釋經,將經史融為一體。做學問想要得其本源,對“史”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僅僅要了解“史”,而且要不拘泥于“史”,不要被經、史、子、集所羈絆,失去自己的獨到見解。為使人意識到“史”的重要性,李來泰列舉了漢武帝、唐玄宗等人的事跡來加強自己的觀點:“漢武帝教霍去病兵法,去病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耳。唐玄宗以御府圖示韓干,旨不愿也。愿以廄馬為師,二子惟成法在胸,故能神妙無窮;尬趟^,如與古人對語,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腳。”[5]100李來泰在文章當中,將經史融為一體,使得他的文論縱橫捭闔,厚重道經,意蘊深長,具有綿長的歷史感。李來泰在《深柳堂詩序》中寫道:“余嘗論風騷以降,至六朝而極敝。唐初陳、謝、洪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遂開開元、大歷之先。宋之文運盡于熙豐。元初,若范德機、楊仲弘一洗宋人之陋,而虞、揭輩由是挺興。今天下同文通經,學古之士后先相望。”[5]106

      李來泰在文章當中經常發表自己對前人詩文的看法,從先秦論至六朝,從唐評述到宋,對宋代儒學、程朱理學尤為推崇。李來泰還曾寫道:“非三代之書不敢觀,非圣賢之書不敢存,即今《左》、《國》、班、馬以及唐宋諸大家按部就班。”[5]88他講究文化的綿延,視經典為瑰寶,十分注重對《左傳》《國語》等史家著作的學習,也注重對春秋等史家之法的探求。士人們悉心鉆研《左》《國》、唐宋古文,積極學習其創作法度,必然會促進古文創作理論的發展與繁榮,在豐富古文創作理論的同時,也會使八股文不斷的發展?偠灾,李來泰認為使經典與史事相融合相升華,再引入到文章中去,可以給古文與八股文注入一劑強有力的補藥。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一方面能使人在創作技法上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引導士人博覽群書,加深文章立意的深度與拓寬文章的廣度。李來泰在《座右箴》中有云:“東坡上哲宗書云,孔融才疏意廣,遂遭路粹之冤,嵇康才多識寡,遂遇鐘會之禍,臣兼有昔人之短,非遇圣朝,從二子地下久矣。每誦此語,未嘗不三太息也。”[5]196他了解了歷史上的文人,在其文章當中,展現自身的見解。

      清代文學家鄭灝若曾說道:“我朝文治昌明,英才間出,劉克猷子壯應運而興,熊鐘陵伯龍乘時并起,王邁人庭峭刻奇拔,戚價人藩出晦而光,李石臺鑄镕經史……皆足與前代作者,后先媲美。”[14]鄭灝若共列舉除了他認為在清代“最盛時期”的十八位著名八股文大家,李來泰也在其中位居第五,可見李來泰在清代八股文作家中的地位。

      三、結語

      李來泰在清代以八股文聞名,是清代文壇中的重要人物,學者對其文學創作的評價很高。他的作品雖存世不多,但足以展現其深厚的文學涵養及在詩文觀上的建樹。李來泰在詩歌主張上重性情,擅以詩為史以補史之闕;在古文方面主張“文以載道”,推崇宋代儒學,推崇在經史子集當中汲取精華,求理于經,得其理后適用于行文當中;在八股文方面主張“古文為時文”,以古文標準要求時文,以古文之法融入時文。李來泰在八股文上的造詣頗高,但其詩文成就也值得關注。無論是其詩論還是文論,李來泰在清初文學批評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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