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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與社會關系視野下的進京上訪問題研究

    時間:2018-01-05 09:44作者:學位論文網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國家與社會關系視野下的進京上訪問題研究的文章,摘要:以進京上訪方式進行抗爭是中國基層抗爭現象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剖析進京上訪的現狀及深層次

      摘要:以進京上訪方式進行抗爭是中國基層抗爭現象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剖析進京上訪的現狀及深層次原因,探討解決進京上訪問題的路徑。
      
      關鍵詞:進京上訪;基層抗爭;關系重構
      
      在世界各國的發展進程中,基層抗爭現象時有發生,并非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但通過“上訪”方式,特別是“進京上訪”方式進行抗爭,或許是中國所特有的基層抗爭現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以進京上訪方式進行抗爭仍然是當代中國基層抗爭現象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上訪問題的研究現狀
      
      “進京上訪”,即俗稱的“告御狀”,是“信訪”中比較激烈的形式,也是常見的一種抗爭形式。當前,國內外對于上訪問題的研究,目前主要有“權利訴求-抗爭政治”和“道義倫理-底層政治”兩種分析視角。“權利訴求-抗爭政治”的分析路徑,主要受到西方抗爭政治理論的深刻影響。“抗爭性政治”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裴宜理提出來的,其在《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一文中,梳理了有關社會抗議的新的解釋理論的基礎上,采用了“抗爭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這個詞語來解讀中國底層民眾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的行為。[1]在這一研究視角中,民眾上訪即是由于地方政府侵犯了民眾的權利與利益,民眾天然的成為弱勢群體,民眾上訪是一種抗爭政治。這一視角最為簡單,也最符合大眾及媒體的慣性思維,當前中國的上訪研究以“權利訴求-抗爭政治”為主流。“道義倫理-底層政治”的視角則反對西方抗爭理論的精英視角,斯科特與底層研究學派從底層視角,采用兩種不同的“反抗史”的方式共同發現并書寫著“底層政治”,構成了與西方“抗爭政治”的對壘。底層政治路徑在分析中國上訪問題的研究著述相對運用的較少,但近年來其影響正在呈現日益增大的研究趨勢,從抗爭策略研究上,產生了一系列類似的相關成果。[2]
      
      “權利訴求-抗爭政治”和“道義倫理-底層政治”分析視角主要遵循著“社會中心”的范式對上訪問題進行研究,重點關注民眾上訪的行動,忽視了“社會”背后隱藏著的“國家”,忽略了國家與社會、民眾的結構性關系。而中國當下發生的民眾上訪潮,正是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發生大轉型的變革時期,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解讀進京上訪等上訪問題,將有助于增進對上訪性質的理解。
      
      二、進京上訪問題的原因分析
      

      在社會價值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和群眾利益訴求多樣化的大背景下,引起進京上訪的原因日趨復雜、多樣,但深層次的原因則主要有以下點:
      
      首先,國家與社會關系互動的阻斷是進京上訪事件頻發的體制性根源。國家與社會關系互動理論的核心是討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合作關系,一方不能離開另一方單獨發生作用。社會群體有相對穩定的訴求渠道時,其利益可以相對順暢地表達,社會控制也得以實現;反之,需要通過相對極端的形式表達利益,則危害社會穩定。當前,在政府從社會領域退出、社會組織又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國家與社會之間出現了 “權力”真空,導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溝通渠道中斷。除了信訪,群眾既無正常利益表達渠道,又無正常政治參與途徑,新的社會力量無法被政府納入制度化軌道,導致信訪事件層出不窮。
      
      其次,底層社會的形成是當前進京上訪事件頻發的社會基礎。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底層社會肖然形成。中國已從改革開放前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逐漸轉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為懸殊的國家之一,而龐大的底層社會正是當前進京上訪現象頻發的社會基礎。
      
      第三,國家或政府對底層社會權利的侵害是導致進京上訪頻發的根本原因。面對居高不下的上訪潮,學術界的主流解釋是維權視角,它認為上訪問題的癥結是基層政府侵害了公民權利,上訪則是一種維權形式。[3]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傾向,導致以權力為手段的逐利活動,不可避免地帶來政府與民爭利以及對民眾權利的侵害。底層社會成員由于其弱勢地位和無組織化狀況,不僅難以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往往還是政府與民爭利的受害者,長此以往底層社會與政府的矛盾及對抗情緒日漸增長。當這種矛盾和對抗情緒積累到一定的臨界點,以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為訴求的上訪事件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國家與社會關系重構:解決進京上訪問題的路徑探討
      
      中國信訪制度的產生與存在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它向民眾提供了一種司法程序之外解決問題的途徑,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為實現社會正義起到很大的權利救濟作用。然而當前的信訪制度已陷入了“信訪洪峰”的困境。面對“剪不斷,理還亂”的信訪困局,要想真正徹底治理進京上訪等信訪問題,重點不在于改革信訪制度本身,而應當從國家與社會關系重構的角度考量。
      
      一是轉變國家發展路徑;馍显L問題,首先要實現國家的發展轉型由注重經濟發展型轉變為全面發展型的路徑轉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催生了市場多元主體,既改變了我國單一的所有制結構,也讓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提出了更為多元化的訴求。國家應當按照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的要求,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以便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滿足公民多元化的需求,并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協調好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讓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訪問題。
      
      二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F代社會,政府、市場、社會扮演不同角色,政府單打獨斗已不適應人們對公共服務需求多樣化、社會問題復雜化的新形勢,只有分工負責、良性互動,才能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治理好社會。社會組織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橋梁與紐帶,也是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更是社會治理創新的“協同參與者”,應當加大對社會組織的扶持力度,鼓勵、支持社會組織的發展,精心培育與現代社會治理結構相適應的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創新的“功能性作用”,構建“強國家-強社會”關系結構。通過公眾參與的“自治”和社會的“自治”,實現社會的“善治”.
      
      三、確立以法治方法解決上訪問題的思路。解決進京上訪等信訪問題,不能簡單得廢除或者強化信訪制度,應當擺正信訪在憲法框架下的位置與功能,弱化并最終取消信訪的權利救濟功能。把信訪問題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實現從過分依賴行政手段化解信訪問題向依法按程序處理信訪問題轉變。堅持依法解決實際問題與依法處理違法行為兩手抓,讓越來越多的信訪群眾選擇司法渠道反映和解決問題。運用法治方式研究、解決信訪問題,引導群眾自覺把法律作為指導和規范自身行動的基本行為準則,以理性合理的方式主張權利、表達訴求、維護權益,讓群眾在自身權益的有效保障中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尊嚴和公平。
      
      四、結語
      
      當前,進京上訪是部分群眾與政府抗爭維權的主要手段,如何解決進京上訪是全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只有將進京上訪問題放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分析框架中,才能為進京上訪問題提供更加合理的解決方案。

      [參考文獻]

      [1]蔣永甫,《當代中國群體性事件頻發的體制性根源與發生機理》[J].《湖北行政學院報》,2012年第6期。
      [2]參見陳鋒.《從抗爭政治、底層政治到非抗爭政治--農民上訪研究視角的檢視、反思與拓展》[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01期。
      [3]陳柏峰.《無理上訪與基層治理》[J].《中外法學》,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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